千禧年前后的宁市，还是个低调内敛的北方三线城市。说它低调，是因为尽管历史悠久，但是从未在什么旅游手册中占据过显眼位置；说它内敛，是因为它的脉搏始终随着烟囱的呼吸、机器的轰鸣而跳动，不曾学会花哨的自我夸耀。
那时的宁市，是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之城”。大到钢铁厂里浇铸的钢锭、机床厂里组装的龙门铣、电视机厂流水线上装配的二十一寸彩电，小到卷烟厂里卷制的香烟、针织厂里织就的内衣、灯泡厂里吹制的玻璃泡——这座城市几乎能够自给自足地生产一个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大半物件。这种全面的工业体系，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庞大家底，也塑造了宁市独特的城市肌理：“三步一企、五步一厂”。
工业的繁荣，滋生出一种扎实、粗粝而又充满烟火气的平民社会的发达。这里少有纸醉金迷的奢侈，多的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的热闹。夏季最炎热的傍晚，当白天的暑气稍稍退去，横穿宁市北部的宁河岸边便活了过来。成片的地摊如雨后蘑菇般涌现，沿着河堤铺开数里。简陋的折叠桌、塑料凳、煤气罐和炉灶就是全部家当。砂锅在灶上咕嘟冒泡，里面炖着豆腐、丸子和粉丝；烧烤摊的炭火映红摊主淌汗的脸，羊肉串、板筋、腰子在铁架上滋滋作响，孜然和辣椒面的香气霸道地飘散；盛在红色塑料盆里的田螺、和各式河鲜，是佐酒的恩物；还有拍黄瓜、拌三丝、煮毛豆花生等各色凉菜，油光发亮地摆在明处。
食客们多骑着本地生产的“雄鹰”牌自行车而来。这些牌子在七八十年代，曾与上海的“凤凰”、“永久”一样享誉全国，是宁市人的骄傲。他们随意地将自行车往路边一靠，锁都不一定上，三五成群地围坐在矮桌旁。男人大多穿着汗衫或工厂发的工作服，女人则多是花色连衣裙或的确良衬衫。他们喝的是本地产的“宁啤”，绿色的玻璃瓶，酒液金黄，泡沫丰富，略带苦涩却后味清爽。酒杯碰撞声、划拳吆喝声、炒勺与铁锅的撞击声、自行车的铃铛声，交织成宁市夏夜最真实、最蓬勃的交响。
骑着自行车向南走，就会相继经过自由路、红旗路、解放路3条主干道，这里是宁市的行政文化中心。解放路与人民大道交汇的广场，矗立着从50年代延续下来的宁市市委和市**大楼。那是两栋庄严的苏式建筑，对称布局，灰黄色外墙，楼顶有红色的五角星装饰，门前是宽阔的台阶和高大的廊柱，透着不容置疑的秩序感。
大院内外树木参天，环境清幽，与外面街道的喧嚣仿佛是两个世界。但千禧年前后，这片区域里居住、长大的孩子，父母多在机关、事业单位，言谈举止、衣着打扮乃至玩的游戏，都与工厂家属院的孩子们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他们也穿李宁牌运动服，也骑自行车，也攒干脆面里的水浒卡。
真正的分野，在于饭桌上听到的词汇与对未来的想象——工厂的孩子们忧虑着父母会不会“分流”，盘算着能否“顶替进厂”；而这里的孩子们，则默认自己会“上大学”或“考上公务员”，那是他们人生图纸上早已打好的基线。两种预期，都带着时代遗留下的、对路径的依赖，但都同样清晰，同样缺乏悬念。
继续南行跨过一条不算宽阔的河道，便进入了宁市的另一重时空——老城区。这条河是古宁市的护城河。那个年代还没有“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这条河在千禧年前后几乎失去了“河”的体面，成了一条散发着复杂陈腐气味的墨绿色水沟。河水浑浊粘稠，几乎看不到流动，水面漂浮着菜叶、塑料袋和各种难以名状的垃圾。两岸是杂乱的民居和随意搭建的棚屋，生活污水直排入河。尤其到了夏天，那气味更是浓郁得化不开，混合着淤泥、腐殖质和人类生活排放物的味道，是每个老城居民嗅觉记忆里无法抹去的一部分。
老城区的房屋，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平房或低矮的二三层小楼。青砖灰瓦，房檐上长着顽强的狗尾巴草和瓦松，窗户狭小而幽深。它们以杂院的形式，星罗棋布地散落在蜿蜒曲折、密如蛛网的街巷之中。老宁市人津津乐道的“九府十八巷七十二胡同”，大多就在这里。巷子窄得有时仅容两人错身，地面是凹凸不平的青石板或干脆就是土路，下雨天泥泞难行。这里的烟火气与河岸大排档不同，它更琐碎、更居家、也更陈旧。清晨倒马桶的声音、公用水龙头的哗哗声、煤炉生火的烟雾、邻里间隔着院墙的吆喝与闲聊、收音机里传出的咿咿呀呀的戏曲声……构成了老城日常的底色。
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这座城市像一艘负载着不同流向潮水的航船，既承载着过往全部的重量，又在小心翼翼地调转着方向。变化像藤蔓爬过古老的宁市城墙。八十年代兴建的北大街仿古商业街，在千禧年迎来了它尴尬的鼎盛。每到周末，北大街便摩肩接踵，充斥着年轻人的欢笑、店铺喇叭里震耳欲聋的流行歌曲、以及空气里混合的廉价香水与油炸小吃的气味。森马、美特斯邦威、以纯的招牌在日光灯下苍白耀眼，劣质音响循环轰炸着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任贤齐的《心太软》，或者是“五折、五折、清仓大甩卖、清仓大甩卖”的噪音。
这种商业的喧嚣与活力，与不远处那些在时代浪潮中经历着不同节奏的国营厂区，构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一些旧的齿轮在调整，新的脉搏以一种蓬勃的野性，在宁市人的生活里跳动得愈发清晰，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千禧年前后的宁市，和中国大多数同类型城市没什么两样。在北方，你可以轻易找到很多差不多的城市：安阳、邢台、保定、菏泽、商丘、蚌埠、阳泉、四平。
唯一不同的或许只有宁市西郊那片被茂密松林覆盖的丘陵缓坡上，静卧着的那一群建筑——以红星电子科技厂第747分厂为代表的电子产业集群。它们的存在，像一枚深深嵌入这座工业城市肌体的、来自另一个时代的铆钉。
它不属于地方，而是直属于某个国家部委；它不生产面向市场的民用产品，它的产出是图纸、数据、报告和一些普通人根本看不懂的“特种元器件”。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是“象牙塔尖”般的存在，享受着最好的物资供应、最优秀的人才分配和最严格的保密待遇。
关于国家为何在宁市设立这样一个尖端电子制造厂，民间流传着几个版本。最流行的说法可能是“三线建设”的遗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应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一大批掌握高精尖技术的科研单位从沿海迁往内陆，讲究“靠山、分散、隐蔽”。宁市的丘陵地形、相对便利的铁路交通，以及已有的工业配套基础，使其成为了备选之一。
另一个更富戏剧性的段子则说，当年有位高级工程师乘坐的火车途经宁市，临时停车时他下车透气，看到远处山峦走势“藏风聚气”，是个搞研究的宝地，便向上级建议在此设点。这说法当然无从考证，却为747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无论起因如何，747一旦落地，便迅速与周遭的宁市长成了截然不同的物种。高墙之内，是另一套运行逻辑。这里没有“分流”和“买断工龄”的困扰，科研任务的攻关、大国重器的制造取代了市场盈亏成为最高准则。家属区“向阳院”里飘出的，是食堂定期供应**副食的香气；孩子们谈论的，是父母实验室里那些代号晦涩的仪器与北京来的专家。它像一个精心维持的生态舱，沉默、稳定、自成一体，与宁市的外部世界，仿佛互不干扰的平行时空在此处短暂交叠。
这种无形的区隔，在宁市少年们的成长轨迹中也刻下了清晰的印记。以宁市最好的初中五中为例，能进入五中的，无非两类学生：绝大多数是凭借绝对优异的入学考试成绩杀进来的“硬核学霸”；还有极少部分是家庭背景深厚、通过各种隐性规则运作进来的“关系户”。但无论来源如何，一旦进入五中，所有学生便被纳入同一套强悍的应试机器。这里的目标单一而清晰：尽可能多的人考入省重点、市重点高中，尤其是宁市第一中学。光荣榜、排名表、奥赛辅导、题海战术，一切皆为此服务。
然而，就在十公里外，747高墙之内，子弟学校则遵循着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培养逻辑。它不对外招生，生源严格限定为厂内高级别科研与技术人员的直系子女。这里没有全市统考的压力，不参与任何公开排名。它的课程设置经过特殊调整，理科难度与深度远超普通中学大纲，外语教学比重极大，并包含大量科学阅读与报告写作训练。学生的评价体系更为模糊，也更为封闭。
他们的目标并非宁市一中，而往往是那些位于北京的科学工程类学校，或是由单位保送的对口高等院校。这里培养的，并非面向公开赛道的竞赛者，而更像是为了承接某种特定“衣钵”而进行的、定向的预备训练。
两个学校彼此的学生却生活在由截然不同的信息、评价体系和未来预期所构筑的茧房之中，鲜有交集，各自沿着被社会结构预先铺设好的轨道运行，构成宁市少年时代一幅清晰的、充满隐喻的“平行世界”图景。
然而，“平行世界”的界线，偶尔也会被意想不到的方式刺破。
初三开学第一周的周四傍晚，宁市五中男生宿舍楼305室，段思平正对着物理电路图发呆时，宿舍管理老师老赵推门进来，身后跟着个高个子。
“新同学，徐鹏勇，从747子弟学校转过来的。”老赵言简意赅，脸上没什么表情，仿佛只是移交一件普通行李，“就睡那个上铺。你们多帮助新同学熟悉环境。”
老赵带上门走了，宿舍里剩下五个男生，空气像凝固的胶水。
段思平自小居住在宁市东北角的纺织一厂家属楼，那里距离747尚有半个城的距离。他学习上天资不算顶尖，但坐得住，肯下笨功夫。小学时，当别的孩子在外头疯跑，他能对着应用题琢磨一个下午。就这么一步一步，终于以高出分数线不多的成绩，从一所普通的小学，勉强挤进了位于老城区的五中大门。
此前15年的人生，从家庭到学校，上课、补课，平常与747里的人本没有什么接触。有一次学校组织去西郊的宁陵公园，他们一群少年骑着自行车，刘波、张晓迁、宋佳男和“假小子”赵嘉儿，他们喧哗着掠过城区的风景。忽然，刘波指着前方说：“看，747。”
段思平抬头，一片高大的水泥围墙蓦地横在眼前，墙面是那种毫无情绪的灰暗，正中的大铁门终日紧闭，沉默而威严，只留旁边一扇小门供人出入。门侧持枪的保安站得笔直，目光像无形的探照灯，冰冷地扫过每个路过的身影。
偶尔，有黑色的小轿车、绿色的面包车从深处驶出，低沉地轰鸣，迅速消失在街角。车门开合间，能瞥见里头穿着深色中山装或夹克工装的人，表情模糊，步履匆匆。
还有一次，是在宁河岸边，双虹桥墩下那个用旧篷布和几根竹竿支起的自行车摊。
那是初二下学期的期中考试后，数学卷子发下来，段思平的成绩却不理想。临近快到家门口，赌气就拐上了坑坑洼洼的堤岸土路。他把车蹬得飞快，前轮猛地栽进一个深坑，车把剧烈一扭，随即听到后轮传来“咔啦”一声脆响——链条断了，耷拉下来。推着这辆突然废了的“雄鹰”在尘土里走了十几分钟，才看到那个简陋车摊。
摊主是个皮肤黝黑、手上满是油污的中年男人，正蹲在地上摆弄一个内胎。旁边还站着一个人，等着。
那人看着大概四十岁上下，身材清瘦，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浅灰色工装——样式与宁市常见的厂服不同，更近似于中山装的简洁利落，左胸口袋上方似乎有个极小的、颜色近乎脱落的徽标印记。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不大，却异常清亮，目光掠过摊主手上动作和散落零件时，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审视，不像在看修车，倒像在观察某种不够规范的工艺流程。最显眼的是他的发际线，已显著后退，露出格外宽阔明亮的额头，这为他文气的面容平添了几分长期伏案的痕迹，但眉梢眼角的细微表情里，又奇异地混合着一股市井匠人才有的、通晓人情实务的活泛劲儿。
段思平把车支在一边等着。那男人似乎等得无聊，便和修车师傅攀谈起来，口音是混杂的，能听出一点南方腔调，又努力贴近本地话。他语气随意，却自然带着一种谈起熟悉领域时的笃定与舒展：“……家里小子，明年中考，关键时候了。”
他顿了顿，从工装上衣口袋里摸出包“红旗渠”，自己没抽，很自然地弹出一根递给摊主，动作流畅。“厂里前阵子搞成个小项目，我经手的，顺带给单位省了笔预算。”他说到这里，嘴角微微上扬，那是一种混合了矜持与实在满意的神情，“上面给了笔奖金，数目也不短少，”他摆摆手，仿佛在挥开什么不重要的事情，但镜片后的眼睛亮了一下，“我跟孩子说，你只管心无旁骛往前奔。生活上的事，家里给你托着底。”
修车师傅嘿嘿笑着接过烟，别在耳后，顺口捧道：“孩子肯定差不了！将来也是上清华北大的料！”
男人这回没摆手，只是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被说中心事的、坦然受之的意味。他目光不经意扫过旁边的段思平，落在他臂上的五中校徽，语气更和缓了些，“小同学，五中的？好学校啊！功课不轻松吧？”
段思平没想到他会问自己，含糊地“嗯”了一声。
“我儿子跟你同年，初二。”男人接话，语气里的那种从容和隐隐的优越感更明显了，仿佛“儿子”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展开的话题。
“在哪儿上？”段思平顺着话问，问出口才觉得有点突兀。
男人稍稍挺直了背，推了推眼镜，清晰而平稳地说：“北京的一所中学。”
能在北京上初中的初二学生是什么样子？段思平脑海中的画面与眼前的中年男人重合起来：戴着略显厚重的眼镜，脸色是缺乏户外运动的苍白，穿着整齐的衬衫或深蓝色校服外套，沉默寡言，像是一台没有感情的“学习机器”。
但是此刻，站在门口的徐鹏勇，用他整个人的存在，把这个想象砸得稀碎。
他个头逼近一米八，在那个普遍发育滞后的初三男生堆里，像棵突兀挪进来的树。最扎眼的是那身行头：一件宁市极少见的黑色仿皮夹克，面料硬挺，带着生涩的光泽，拉链只拉到胸口，露出里面深灰色的棉质圆领衫。下身是线条笔直的牛仔裤，裤脚挽起一道边，露出沾着点灰的白色运动袜和一双看起来比较廉价的黑色皮鞋。头发明显用过发胶，额前几缕被刻意抓出蓬松的弧度，挑染成时兴的、在教导主任眼里等同于“不良分子”的栗棕色。他眉眼轮廓很深，鼻梁高挺，嘴角习惯性地抿着，看人时目光不躲不闪，甚至带着点懒洋洋的审视味道。不像学生，倒像是港产录像带里出现的角色。
他把手里一个不大的、半旧的军绿色行李包随手撂在空床板上，发出“咚”一声闷响。目光在五个未来室友脸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靠窗下铺、块头最大的体育委员周海涛身上。
“哥们儿，练体育的？”他开口，声音有点低哑，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过于松懈的笃定。
周海涛下意识地挺直腰板，点了点头。
“挺好。”徐鹏勇从皮夹克内袋摸出一包破烂包装的口香糖——那红色包装在宿舍白炽灯下刺眼得很——动作熟稔地撕开包装，递向离他最近的段思平。
段思平愣了一下，摇头，嫌脏。
徐鹏勇也不介意，手腕一转，又递给周海涛，接着是另外三人。没人接。那包口香糖像带着电，让空气噼啪作响。他扯了扯嘴角，像是早料到这结果，自己拿出一根叼在唇间，就那么上下摇晃着，开始利索地摊开被褥。动作幅度不大，却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干脆。
那天晚上宿舍熄灯后，大家躺在各自铺上，话头很自然地就引到了徐鹏勇和747。
“你们……厂里学校，放学也这么晚吗？”
黑暗里传来徐鹏勇含糊的声音：“差不多吧。没劲。”
“听说你们上课都用计算机？”
“破机器，286、386的，慢得要死。”徐鹏勇的声音里透着不耐烦，“哪有外面街机厅的爽。”
话题在这里微妙地拐了弯，气氛瞬间松弛了下来。不知是谁问了一句“徐哥，看你这样子，在外头玩得挺开吧”，徐鹏勇鼻子里哼了一声，那点懒洋洋的劲头褪去，一种带着炫耀的生动爬上了他的声音。
接下来几夜，成了徐鹏勇的“江湖掌故”专场。他嘴里蹦出的地名不是实验室和图书馆，而是“工人文化宫后头的台球厅”、“老火车站那边的录像店”、“红旗广场周末的旱冰场”。他认识“西关一片玩得最开的强子”，跟“北郊厂区那群肌肉男”喝过酒，说起如何用一把尺子“镇住”想敲诈学生的小混混，如何在老师突击检查时带着“兄弟们”从网吧后窗跳脱。
宿舍里其他五个人听得一惊一乍，时而屏息，时而低呼。对这群生活被课本和考试填满的男孩来说，徐鹏勇口中那个世界粗粝、**，充满禁忌的诱惑。他描述的细节生动得像刚发生过，对于这群名牌中学的“好学生”来说，混杂着汗臭味和“危险”气息的街头，仿佛才是鲜活真实的人生，充满禁忌的诱惑。
不过，几夜畅谈的新鲜劲过去，当徐鹏勇第三次讲到如何识破江湖骗术时，宿舍已经打起了轻微的鼾声。大家对他的“江湖传奇”渐渐习以为常，好奇褪去，话题又慢慢回归到恼人的数学老师和即将到来的月考。
段思平却和徐鹏勇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松散的默契。段思平话少，但做事稳妥，徐鹏勇偶尔让他帮忙递本书、指一下明天要交的作业，他总会默默做好。徐鹏勇则会在小卖部买水时顺手给段思平带一瓶，或者在他被一道物理题卡住时，凑过来扫两眼，有时竟能蹦出一两句跳脱常规但直指要害的提示，让段思平茅塞顿开。他们交流不多，但相处时有种互不打扰的轻松。
又过了几个星期，经常来串门的刘波和徐鹏勇熟悉了起来。刘波是段思平初中阶段最好的朋友，个子不高，精力旺盛，是班里的“包打听”。他来了一次后，就被徐鹏勇那些真假难辨的经历和那种“见过世面”的派头吸引住了。没过几天，刘波再来串门时，已经是一口一个“老大”地叫着，殷勤地问徐鹏勇“老大喝不喝水”、“老大那本武侠小说看完了没”。徐鹏勇对刘波的奉承照单全收，偶尔支使他跑个腿，刘波也乐颠颠地跑去。
在宁市五中，初三是个微妙而关键的分水岭。这所顶尖初中在初一初二时，虽也免不了零星接收一些通过特殊渠道安排进来的插班生，但他们就像滴入湍急溪流的几滴异色墨水，瞬间便被庞大而有序的、以分数为唯一流速的优等生群体裹挟向前，很快稀释得不见踪影。
然而到了千禧年这届初三，情况变了。或许是各方“安排”过于集中，或许是某种不言自明的潜规则到了需要变通的时刻，这些背景各异的转校生、插班生不再被分散“消化”，而是被校方一股脑儿“统筹”进了一个新成立的、编号垫底的班级——初三十一班。徐鹏勇的名字，就出现在这个班的名单上。
这个班级的存在，迅速成为了五中平静表象下的一股躁动暗流。班里的成分复杂得像一锅大杂烩：有家里生意做得很大、早已规划好出国路径、对中考分数不屑一顾的；有凭借体育或艺术特长被“照顾”进来，终日训练、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也有几个像徐鹏勇一样，从747厂、621厂这类高新技术单位子弟学校转出，缘由讳莫如深的。他们不遵循，或者说无法融入五中那套以月考排名、奥赛名次、老师青睐为终极目标的生存法则。他们带来的，是一套混杂了过早的世故、基于不同家庭资源的底气、以及彻底游离于主流学生轨迹之外的松散做派。他们像一群误入精密钟表内部的沙子，虽然数量不多，却足以让某些齿轮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冲突的导火索在开学后第二周就被点燃，地点是最具公共性的食堂。一次午餐高峰，十一班一个身材魁梧的男生嫌排队太长径直插到了队伍前列。被挤开的男生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脑子一热冲了上去。下一秒，不知是谁先动手，一个咬了一半的馒头飞了出来，砸在魁梧男生肩膀上。瞬间，战火升级。食堂变成了混乱的战场，雪白的馒头、金黄的窝头、甚至菜盆里的土豆块都成了投掷武器。空中“弹雨”纷飞，砸在墙上、桌上、来不及躲避的学生身上，汤汁四溅，骂声与惊叫混作一团。
宿舍区也不得安宁。某个熄灯后的夜晚，与段思平所在宿舍楼相邻的男生楼里传来激烈的争吵和重物砸地的闷响，紧接着是玻璃破碎的刺耳声音。第二天消息灵通人士传出：是十一班一个男生，因“情感纠纷”，直接带了两个校外的“兄弟”翻墙潜入，在宿舍里堵住了同班另一个男生，也是来自747厂子弟学校的，戴着厚厚的眼镜。暖水瓶、洗脸盆、书本成了武器，一片狼藉。生活老师和值班校领导匆匆赶来处理，受伤的学生被送去医务室，校外人员被驱离，事件详情被迅速封锁，但十一班的人能叫来外面的“混混”这样的传言，却像阴冷的水渍，在宿舍楼的墙壁间无声渗透、蔓延。
徐鹏勇原本和这些冲突事件毫不相关。305宿舍的人都知道，徐哥经常半夜“失踪”，白天就在教室里打瞌睡。后来有一次，刘波半夜溜出去给七中的“女朋友”煲电话，回来时神秘兮兮地跟段思平嘀咕：“平子，你猜我看见谁了？老大！在学校隔壁‘极速网吧’最里头那排，戴着耳机，在打半条命，屏幕上砰砰砰的。”
当时，段思平正在教室订正作业，听到外面山呼海啸般的动静和同学“不要动手！”的惊呼时才冲出去。他跑到教学楼走廊，透过窗户，看到体育馆后面那块空地上黑压压攒动的人头和混乱的场面。
就在这时，刘波从楼梯口一阵风似的冲了过来，他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眼睛却亮得吓人，脸上是一种混杂了紧张、兴奋和某种获悉重大秘密般的红晕。“闹起来了，老大和陆文君起冲突了。”
段思平这时还不知道，从这场冲突开始，他按部就班的生活将被彻底改变。